一家人平平淡淡，樂也融融，與最愛的人一起生活，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。事實上，有幾多人真可以實踐到無憂無累的生活呢？正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，以下我說述這宗法庭審訊，亦是來自一個家庭悲劇……
被告李潔珍，內地人，審訊時52歲，1988年與前夫蔡富華（死者，去世時59歲）於國內結婚，翌年於內地誕下兒子志滿，志滿於1995年批准來港生活，而被告則於1996年批准來港生活、一家團聚。
初期來港時生活和諧，樂也融融，丈夫於中國旅行社工作，任職外勤收件員。此外，一家三口獲分配瀝源邨榮瑞樓一個公屋單位。
1997年，金融風暴，丈夫被中旅社解僱，雖然獲得賠償23萬遣散費，但丈夫並沒有將錢用於家庭開支，失業後反而屈屈不得志，終日沉迷喝酒及賭博，於是這筆可觀的賠償金在一年多後便花光了。雖然丈夫曾短時期任職保安員，但很快又再失業，後來還中風了，行動不太靈活。
丈夫開始喝烈酒，還經常喝醉，有暴力傾向，用粗言穢語辱罵被告，更動粗虐打被告，又強行與被告行房，被告只好無奈配合。其後，被告決定不再與丈夫同房，遷往兒子房間睡在地上。有次丈夫再喝醉，情緒暴躁，便用菜刀砍破兒子房門，被告雖然驚慌，但從無向外界求救，一直啞忍。另外，由於經濟問題，該房門一直沒有更換或維修，只好用揮春覆蓋在破爛的位置上。
面對這困局，加上兒子欠下財務公司款項，被告曾想過自殺，但不捨得兒子，最終還是堅強面對生活。有段時間她一天做兩份工作，以維持家庭開支，放工後還要打理家務，忙於準備晚餐，已經疲於奔命。有時收入實在太少，便向政府申請低收入家庭津貼，但經濟好轉便無再領取津貼，寧願靠自己雙手賺錢過活。
2013年，被告工作實在太辛苦，不能再支撐這個沉重的家，決定與丈夫離婚，因離婚後，丈夫可申請綜援過活，減輕被告的經濟負擔。申請綜援後，房屋署安排了一間位於元朗的臨時中轉房屋給前夫蔡富華暫住，然後再等候調遷其他公屋居所，但前夫嫌元朗太偏遠，於是被告對他說：「如果你想係度住嘅都可以，住到你分配到沙田公屋先搬囉！」
被告在庭上作供時稱：「雖然我同蔡富華無愛情，但有感情，我都樂意比佢繼續係沙田（事發單位）度住！」
看來，被告是個有情有義的人，而且在庭上沒有把丈夫塑造成魔鬼般為自已辯護或脫罪，她稱蔡富華只會在喝酒後才會對她拳打腳踢。
2014年2月，被告於馬鞍山某屋苑任職保安員，雖然每天需工作12小時，但由於上班路程不太遠，薪金也比舊工作可觀，故此也喜愛這份工作。
2014年3月3日，工作了12小時的被告，帶著疲倦身軀回家……
進入單位後，她坐在椅上休息，前夫立刻要求被告買外賣給他吃，被告回答說：「我好攰呀，轉頭先買啦！」誰知毫無徵兆下，前夫竟然用一個又大又重的扳手(士巴拿)，向被告的頭「哼」了一下，當時被告的前額已經受傷，頭破血流，被告形容流血程度是遮擋著整個視線，她立刻後退，其後無意中取得一把剪刀，她警告前夫：「你唔好行埋嚟啊！我手度有鉸剪架！」然後前夫不理會，繼續走向她，於是被告便用剪刀向前夫身軀亂插了幾下，前夫受傷坐在沙發上。
此時，被告用手抹去了臉上的血，看見前夫被自己插傷，急不及待跑往前夫身邊，想看看他受傷的情況。
「我行埋去蔡富華度，佢就推開我，我跌低咗，之後我又行埋去佢身邊，蔡富華又用個士巴拿打我個頭，於是我搶左個士巴拿扑佢個頭。」
激動及憤怒的情況下，被告用「士巴拿」把前夫打至重傷。此時，兒子志滿開門入屋。被告分咐志滿立刻報警，並叮囑志滿不要觸摸那個沾滿鮮血的「士巴拿」，志滿立刻出門向鄰居求助，直至救護車到達那刻，兩母子護送蔡富華「落樓」，交由救護員醫治。
不幸地，蔡富華住在加護病房(I.C.U)的第五天，出現住院常見的肺炎併發症過身了，李潔珍即時由干犯嚴重傷人罪升級成干犯謀殺罪的婦人。
驗屍報告指出，死者頭部被鈍物擊中十三次之多，被告被問到有關此事，記憶已經非常模糊，並說：「唔係驗屍我都唔知自己原來扑咗佢十三下咁多！」
至於被告用剪刀插中死者的身軀，則屬皮外傷。
經審訊後，陪審員裁定被告李潔珍謀殺罪名不成立，但基於被激怒，誤殺罪名成立。
判刑當日，很多人早早就到法庭聽審。通常法官判刑，大多受幾項因素影響，例如：案情嚴重性、被告的心理評估報告、求情、被告對社會的危害性，以往案例等等……
主審法官讀出心理學家報告，評估被告，多年來積壓了很多生活不如意、不愉快的事情，不善於向人表達自已，重犯機會屬於中等，要繼續接受輔導，直至學懂處理好自己情緒及人際關係為止。
另外，辯方大狀亦將十封求情信呈給法官，寫求情信的人，多為自發性撰寫，包括有兒子志滿的信、被告妹妹的信，她居住在廣州，在信中她認為被告只是自衛但下重手了，希望法官輕判姐姐、舊上司及舊同事的信，證明被告是受上司及同事們愛戴、街坊的信、張超雄議員的信、議員助理廖小姐的信、還有聯署信，她們都是家暴同路人、還有牧師的信等……看來被告在眾人眼中是個好人。而且，她還柙小欖精神病院期間，亦有主動幫助院友，所以眾人都希望被告得到輕判，望法官從輕發落。
特別一提的是，被告絕對是個好媽媽，她請求張超雄議員的幫助，但並不是要張議員幫她脫罪，而是希望議員能夠幫助她的兒子，自從她被羈押後，兩年多來很難與兒子接觸，最令她放心不下的，居然不是自己的罪名，而是記掛著兒子的生活，兒子就是命根、就是一切。
法官認為被告是典型傳統中國女性，每件事情都以丈夫和兒子為先，即使要擔起整個家，也一直含辛茹苦、逆來順受。法官相信，被告有非常良好的品格，平易近人，樂於助人，才引至多人寫信為被告求情。
此外，被告事發後非常後悔，法官認為都是個重要的求情因素。由於事發後，被告一直緊張前夫的傷勢，又幫他止血，又叫鄰居幫手，還親自扶前夫「落樓」交由救護員醫治，還告訴救護員用甚麼物件去傷害前夫，又請救護員先為前夫治療。法官認為被告人明顯沒有想過前夫五天後會過身的，被告覺得內疚、自責，曾於羈押期間，抄寫佛經，分咐兒子到寺廟火化給爸爸（前夫）。
每次聽張官審案，她總是苦口婆心的勸導被告和被告家人要做個好人。
她宣讀判詞時，理解被告的情況，一路以來的啞忍，然後到案件發生的電光火石間，一次性壓力爆發，這個誤殺的情況，是因為被激怒。
法官指出法律上，被裁定誤殺罪名成立的人，最高刑罰可判終身監禁。還有罰款方面，是可判任何一個數目也可。她說要從多個案例中考慮，並沒有一個量刑指引，而香港亦不受英國指引約束，所以法官要從案件內多個因素來自訂一個量刑點。
法官將量刑起點定為三年半。其後，因被告被捕後與警方非常合作，和盤托出，從無狡辯，一早承認誤殺罪，並沒有浪費法庭時間，合作交代事情始末，所以獲得六個月的刑期扣減。
另外，法官認為事發後，被告非常內疚和後悔，還協助前夫盡快得到救護員治療，都是一個重要的求情因素，所以再獲得額外六個月的刑期扣減。
被告的總刑期為兩年半。
由於被告已經被羈押了一段長時間，而且行為良好，應該可以即時釋放，法官請懲教署人員幫忙計算，若果刑期減去已扣留的日數後，被告還未可釋放的話，法官便會調整總刑期，令被告能夠即時釋放，因為法官認為被告所受的懲罰已經足夠。最後，張官不忘告誡在庭內旁聽的兒子志滿，要做個好人，不要再令媽媽擔心。
父母官，真是令人欽佩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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